贾樟柯 幸福来得比较早

　　——《三峡好人》出乎意料夺金狮

　　曾被誉为“亚洲电影的希望之光”的贾樟柯，在拍摄以三峡民工为关注点的纪录片《东》时灵感涌现，决定套拍故事片《三峡好人》。关注他的影迷对这部讲述“被江水淹没的普通生活”的电影原本并不看好，以为贾樟柯又在利用“三峡工程”这一中国符号来向国际讨巧，但没想到《东》和《三峡好人》双双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，最终《三峡好人》勇夺金狮大奖，喜讯在第一时间传到国内，很多人都怀疑它的真实性——去年得奖的可是李安啊！何况今年参赛的还有阿伦·雷乃这样的顶级大师！电影节评审团主席凯瑟琳·德纳芙给出的答案是：我能从《三峡好人》里感受到从人性深处散发出的感动；《共和国新报》的评论是：从这个电影看到了日夜不停运转的亚洲，也看到没有休息好的亚洲……

　　得奖是十年努力的结果

　　记者：《三峡好人》在最后关头被选入威尼斯电影节的竞赛单元，当时你觉得意外吗？

　　贾：威尼斯刚开始选片，马可·穆勒主席知道我有两部电影，他希望最起码有一个去参赛，我就选了《东》，因为纪录片只有六七十分钟的片长，后期压力不大，故事片比较复杂，而且当时我要处理老家的事情，我父亲过世了，所以故事片就一直停顿着。后来马可说：我们试一试，如果能赶出来的话就把它定成“惊喜影片”——就是最后入围的电影。直到我临上飞机的前一天，威尼斯才决定邀请这部电影。如果仅是《东》或者《三峡好人》入围，我都不会觉得意外，但是两部同时入围，的确让我感到很意外。不过得知这一消息也弥补了我在之前看入围名单的一个遗憾：香港有杜琪峰，台湾有蔡明亮，内地不应该缺席。

　　记者：那在赢得金狮大奖的瞬间，你的心情又是怎样的？

　　贾：我一下子就跳起来了。因为我们这组人在一起工作已经有十几年了，到威尼斯也是第三次了，在这些年里我们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，一直坚持自己的道路。2000年的时候，《站台》跟金狮擦肩而过，当时所有媒体都预测我们能拿到金狮，结果我们什么都没拿到，那个时候感觉挺遗憾，所以跟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觉得这次这个金狮奖晚了六年，但对我来说还是非常惊喜的，我觉得幸福来得还是比较早……第五部电影，三十六岁，我觉得不错。

　　记者：没觉得意外吗？

　　贾：还是很意外。我只以为纪录片能得奖，进场之后也稀里糊涂的，在颁到纪录片奖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拿到，我们整队人就觉得很奇怪，大会是不是搞错了？最后宣布是金狮的时候，我在那一刹很快调整过来了，还算比较从容吧。因为总体上也不算是意外，因为有十年的努力在那儿。

　　融资早就不成问题了

　　记者：你觉得这个金狮奖对中国电影有什么意义？

　　贾：我觉得我们中国电影的创造力非常强，无论我们遇到了什么苦难，中国电影都能维持强大的生命力。这次另一部中国电影《马背上的法庭》也获得了大奖，真的是对我们一个特别大的鼓励。而且现在我们中国电影正处于市场化的过程中，这一鼓励更能让我们从多元化的角度思考电影。

　　记者：同时参赛的两部华语片——杜琪峰的《放逐》和蔡明亮的《黑眼圈》都没得奖，你觉得是什么原因？

　　贾：我觉得杜琪峰和蔡明亮失利在题材上，《放逐》风格冷峻沉稳，但题材还是帮会与派别之争，蔡明亮的《黑眼圈》有些晦涩难懂。

　　记者：得这个大奖对你个人而言，是不是意味着接下来更容易融资拍片了？

　　贾：其实在《站台》之后我融资都很顺畅，我基本能在两三个月把资金准备好，这不是问题。我觉得这次得奖的意义就是，国际影坛给了中国年轻导演一个肯定。因为在这十几年里，从张元到王小帅、娄烨……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很好的肯定，我觉得这个意义对我来说更重要。

　　我不会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

　　记者：得奖这样的新闻点也有利于《三峡好人》在国内的票房吧？

　　贾：对国内市场来说，我并不急躁，并没有太多的期望，还是能做什么就算什么，用很自然很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吧，至于投资回收，在颁奖前一天我们已经售出了四个国家的版权，现在还和多伦多电影节的发行商在谈，在那里可能签到更多，所以国际销售能够保证电影回收的顺畅了。至于国内，就不把它当作一个生意去做，而是当一个事业去做。

　　记者：在赢取了这么大的国际声誉和地位之后，你会不会也要拍投资比较大的电影了？

　　贾：我们这个团队操控资本的能力完全没问题，如果一部电影需要一个亿，我相信他们用半年的时间可以筹措到这个资金，但问题是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？你不能为了高成本而高成本。对我来说，下一部电影需要五千万，给我四千九百九十九万都不够，因为我差那一万块钱。如果我需要一百万，你给我一百零一万，我就觉得这是高成本了，因为你多给了我一万。所以我不会为高成本而怎样，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笨的方法。我知道我能干什么、干不了什么。有些东西我想我不会去做，因为我既没有兴趣，又不擅长。

　　记者：但你下一部电影《刺青时代》要找周杰伦来演，是不是也得投靠市场？

　　贾：那只是出于剧情和角色的需要。以往我的影片都是关注当下民生状态的现实题材，但最近一年，可能是因为老了吧，我开始对拍摄历史题材有一种强烈欲望。我对民国时代的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，所以除了《刺青时代》之外，我手头还有一个关于1949年的香港的题材，10月份我会到台湾搜集资料。

　　本报记者  许涯男

　　　　

第 [1] [2] 页